大学教师自费帮百名抗战阵亡将士申请烈士(图)
张恒展示一份阵亡将士的抚恤令扫描件。因为年代久远，抚恤令多被将士家属遗失，又不知从何寻找存档摄/法制晚报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蒲晓旭
李学智展示父亲的烈士证。他就是经过张恒的指导，最终在南京档案馆查到了抚恤令这一申烈的关键材料
法制晚报讯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昨日宣称，已将馆内20万份抗日阵亡将士档案向公众开放。这对西北大学教师张恒来说，是件“值得高兴的好事”。在过去十几年间，几乎每周都有试图查清先辈下落的抗战阵亡将士后裔向他求助，他总是建议对方去南京档案馆查档。
“很多人不知道该从何查起。”张恒表示，在他的指导下，很多人在第二档案馆查到了先辈的下落，其中逾百位抗战将士被追认为烈士。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法制晚报》记者走近张恒，还原这位普通大学教师为“抗战阵亡将士申烈”近20年的坚持和努力。
20万抗日阵亡将士档案被公开
据新华社13日消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共有225万余卷(宗)民国档案。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二档馆将20万份国民党军队抗日阵亡将士人物档案对社会免费开放。查询者可以依据姓名、籍贯、工作单位或部队番号、阵亡时间及地点等线索进行查询。
消息一出，各地查档的需求让工作人员应接不暇。《法制晚报》记者昨日多次拨打查档电话，均处于占线状态。据负责查档业务的南京档案馆利用处处长杨斌介绍，许多南京市民甚至拿着印有该消息的报纸，前来查询先辈的档案。
对于查档业务猛然升温，杨斌解释，除了很多抗战官兵的后人试图查档了解先辈是否牺牲之外，依据民政部相关政策，凭借档案馆出具的抗战阵亡将士抚恤名单等证明，阵亡将士将有可能获评烈士。
南京档案馆公开表示阵亡将士可查档，这在西北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教师张恒看来，是件“值得高兴的好事”。
第二档案馆所在的“南京市中山东路309号”地址，以及查档电话“028-84800747”早已被他倒背如流。几乎每周都有抗战阵亡将士后裔向他咨询如何查询自家先辈下落，第二档案馆的地址和电话自然要被他反复提及。
“很多人不知道该从何查起。”张恒说，他在三五年前就将查档的电话和地址公布在西安当地的一份报纸上，但很多阵亡将士后裔居于农村，并不看报，因此总是来找自己。
杨虎城遗部后裔为爱人先辈申烈
身高183公分，体重逾230斤，58岁的张恒走起路来有些摇摆。他患有腰椎间盘突出，虽已临近退休不再授课，却依旧抽不出空来做手术。
张恒与“抗战阵亡将士”结缘，与他的家庭密不可分。其外祖父为杨虎城遗部，曾在山西参加抗战，爱人的外祖父杨世武则为昔日国民革命军的一位副营长，于山西抗日时阵亡。
张恒一位在陕西民政厅工作的学生告诉他，根据民政部1983年优46号文件规定：对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确因对敌作战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其遗属主动提出申请，并有可靠证明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或民政部批准，可以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
于是，张恒开始为爱人外公申烈。民政部门需要当年国民政府颁发给阵亡将士家属的“抚恤令”作为证明，因年代久远，“抚恤令”早已不知所踪。
“当年都是纸质档案，不像现在用电脑能很快查出来。要从抗战阵亡的将士中找到家人的名字，谈何容易。”张恒介绍，光为了寻找抚恤令，他就用了七八年时间。后虽在陕西档案馆查到了杨世武的花名册，但并非有效申烈材料。
后来经人点拨，张恒在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了国民政府所发杨世武抚恤令的备份。加上前期搜集到的其他战友提供的材料，在2000年前后，杨世武被追认为烈士。
找到“后死碑”上18位将士家人
在山西省平陆县洪池乡西郑村内，屹立着一块“后死碑”，碑上所刻28位因抗战阵亡的战士就埋葬在一旁。七十多年过去，曾经的墓地已化作一片麦田，葱郁的小麦在风中不断起伏，像一列列卫兵矗立在晋南山区。
这便是抗战期间中条山战役所在地之一。
作为西北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研究抗战史的研究员，后死碑自然成为张恒的研究内容。根据实地走访并结合平陆县志等资料，他逐渐摸清了后死碑的来历。
据张恒及西郑村78岁村民张文光介绍，1939年1月，布防在西郑村的国军第四集团军第177师1059团3营发现了日军踪迹。激战之后，日军败退，3营有28名战士阵亡。营长找人将这些战士的姓名、籍贯刻于石碑之上，并起名为“后死碑”，寓意后死之人为已死之人留碑，以表誓死抗战之决心。
这支部队为杨虎城遗部，看着后死碑上的姓名和住址，这让既是陕西人又是国军后裔的张恒想要找到这些战士的后裔—“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他们在这。”
碑文风化、地址残缺、时代变更，都给张恒找寻战士后裔造成了障碍。
家住陕西礼泉县叱干镇的王生才，是后死碑上的阵亡战士。或因笔误，碑文上所刻的其籍贯为礼泉县安镇这一不存在的地名。张恒找到礼泉当地媒体，请求他们帮助寻人。等有读者反馈线索，张恒摸到具体的村子时，才发现王家后人早已搬走。待王家后人经村民转告，又经电视台找到张恒时，已是一年之后。
就这样，张恒自费驾车跑遍了陕西关中、陕南地区，找到了28位阵亡战士中18位的家属。
通过政协委员呼吁加强老兵抚恤
2009年，中条山抗战70周年之际，张恒带着找到的家属前往“后死碑”祭奠。由于阵亡战士与家人失联多年，抵达现场那一刻，家属们争先恐后地奔向石碑，各自寻找亲属的名字。
祭奠仪式上，平陆县县政府为每位到场家属颁发了“证明”，证明他们的家人是在76年前的中条山抗战中阵亡的。家属们拿着证明各自回家为亲人申请烈士时，才发现依据相关规定，他们需要向民政部门提供当年国民政府颁发的抚恤令。
张恒根据自己先前申烈的经验，告诉他们在第二历史档案馆或能查到相关存档。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很多人都查不到抚恤令，即便有，也有可能因抚恤令上写着“某某等三十人”而无法找到具体姓名。
2011年3月，被后死碑记载的战士王生才，被陕西省民政厅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也是后死碑上首位获得“烈士”称号的国军战士。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张恒通过政协委员提交了相关提案，呼吁加强对抗战正面战场抗日老兵的抚恤。同年4月8日，陕西省政府网站发布消息，批准徐治帮等5名后死碑上的战士为烈士。
消息一出，舆论轰动。五国军获批烈士称号的事情传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周都有各地的抗战阵亡将士后裔前来拜访张恒。
帮百位将士成功申烈
最多的时候，一个下午家里能来三四拨人。无论是来信还是来访，国军后裔们向张恒问及最多的，还是自家亲人当年的去向问题。南京第二档案馆，是破解谜团的史料所在。
陕西华阴人李学智未出生时，父亲李绪堂就被抓丁从了军。他16岁时，与父亲一同从军的村里人还乡，告诉他李绪堂在中条山抗战中牺牲了，但具体埋在哪里不得而知。从此李学智与家人多次在陕、晋两省寻找父亲踪迹，但一无所获。
李学智在2011年看到王生才获评烈士的消息，又燃起了寻找父亲下落的信心。他托人在华阴、渭南和陕西三级档案馆查找，依旧毫无斩获。后经人介绍，他与张恒取得了联系。张恒建议他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询，并告知其地址和电话。在南京第二档案馆，李学智果然查到了父亲的抚恤令。并凭借这一资料，为父亲成功申请了烈士。
张恒粗略估计，过去十几年，像李学智这样经他帮助成功为先辈申烈的抗战将士家属已逾百人。在与《法制晚报》记者交谈中，张恒又接到了一位抗战阵亡将士后裔的求助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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