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北京五环外农村没人种地 租房给打工者
图为北京五环与六环之间地带
40位艺术家在北京五环与六环之间40个村庄所做的地域调查，无不显示出某种程度上的尴尬。这里是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地方，也是本真隐现的场所，他们的行动能否带动更多人一起参与改变现状？
北京五环和六环之间的种种问题，是全球人口阶段性迁徙、农业生活移入城市在北京的微观缩影，策展人崔灿灿写道：“当五环六环之间成为一个过渡性空间时，它可能是新的社会和美学秩序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社会冲突和现实困境的温床。”
艺术家靳勒来到西芦城村，发现这个从汉代便成为人类聚集中心的村子如今一片杂乱。这里生活了来自中国各地的人，街头到处是由地名和小吃名组成的店招牌，云南米线、兰州牛肉面、上海包子……因为这里房租便宜，也最靠近庞大的机遇之都北京。
“村子里没人种地，大部分村民唯一的收入就是把房子租给外地来北京打工的人，一个院子能住三四家。”靳勒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突增这么多人，原先的厕所显然都不够用了。”村里仅有的八个公共厕所已经远远不能承受重荷，脏得无处下脚，于是各家各户在路旁新建厕所供租客使用。
常有过路人冲进去解决内急，路口的私人厕所俨然成公厕，就难怪每扇门上加了把锁，更有甚者，旁边墙上也多了几句表达愤怒与警告的文字。
靳勒的老家在甘肃一个叫石节子村的地方，他总是很在乎村子里的厕所问题，因为它们似乎几千年都没有改变过——就地挖出大坑、没有水冲、整天臭气熏天——他以为在北京城郊的农村，厕所一定都被改造过，有下水道，甚至有抽水马桶。“结果基本上都是旱厕，跟我的老家一模一样。”
带着此般诧异的心情，靳勒开始挨家挨户拍摄村里的四百多个私家厕所。通过直面现实最阴暗的场所，而展现一个城市边缘乡村的窘境。“厕所是一个可以反映国人内心的特殊建筑空间。这里很多人其实收入不算低，但他们对这件事就是无所谓。很自然地觉得厕所理应是脏臭的地方，平时只要出门穿得人模狗样就够了。但其实这是农村最重要的问题，对厕所有了追求才是对生活有要求的开始。”他说。
西芦城村位于首都北京城西南五环之外，隶属大兴区黄村镇。在全长近一百公里的五环高速公路和全长近一百九十公里的六环路之间，有着许许多多和它一样的村落。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乱，人口两三千、外地流动人口两三万的情况屡见不鲜——大城市的金碧辉煌都被挡在五环路以里，但低廉的生活成本还是吸引打工者或者梦想家在此逗留。
“城乡接合部只有在北京才这么明确，因为有环线。我们身边有很多在五六环之间打工的人，希望更多人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二楼出版机构负责人葛磊说。2014年，他和李一凡、葛非、满宇共同发起了这个名为“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的艺术项目。
和北京艺术圈的很多同行一样，他们长期在城市边缘工作和生活。艺术创作讲究品味、哲理，而周遭的现实环境却充斥着半农村半集镇的粗陋，强烈的反差令大家感到需要做点什么事情。
“如果艺术能够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那么应该结合我们所生活的环境。”葛非说，“看多了当代艺术的圈子，想要做出更不同的事情来。”
于是，包括靳勒在内的四十位(组)艺术家，各在五六环之间选择一个村落，至少待十天，根据各自的想法选择调查内容以及呈现方法，以此参与这一项目。日前，项目告一段落，正在单向空间(花家地店)做正式展览，这些被钉在木板上的文字和图片将会展至8月11日。
大时代鸿篇巨制的临时道具
“我感觉整个村子像是一个电影大片的道具，随时可以被拆掉。这么脏的厕所旁边却停着干净崭新的轿车。好像大家的生活都在往前发展，这里只是个临时的过渡场所。”不只是靳勒有这样的感受。
其他艺术家所选择的村子，无论距离地铁站有多远、人群的生活和潮流有多近、城市化的水平有多高，无一不显示出某种程度上的尴尬。胡立夫调查了官庄村突出的垃圾堆放问题，刘伟伟调查了北四村中一堵极其影响居民生活的墙，冷月对韩家川村外来打工者的籍贯和血缘关系进行了梳理，佘陈琦在永丰屯村应聘了十份不同的底层职业，鞠白玉跟黑桥村的一所打工子弟小学校长聊天，结果哭着被赶了出来。
参与者有的是雕塑家、画家，有的是编剧、建筑设计师，他们所涉猎的领域有基本的卫生环境、教育文化、生活就业，也有两性身份、居民生态和规划历史。每一件作品的角度与细节都隐含着强大的矛盾冲突，文艺工作者从中可以捕捉到宝贵的戏剧张力，似乎在这些城乡接合部随时都能够上演一些史诗级的时代大片。
“这个地域的问题是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面临的现实，它真实存在，不可逆转。或者说，五环和六环之间的种种问题是全球人口阶段性迁徙、农业生活移入城市在北京的微观缩影，和气候变暖一样是21世纪初最鲜明的现象。”策展人崔灿灿在展览前言中这样写道，“当五环六环之间成为一个过渡性空间时，它可能是新的社会和美学秩序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社会冲突和现实困境的温床。”
而从另外的层面来说，关注五环六环之间的城乡接合部，不仅是为了直面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地方，还是为了挖掘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真实的东西。崔灿灿对 《第一财经日报》说：“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样的，都有CBD、LV和阿玛尼，中产阶级趣味都是红酒、咖啡、贴面舞——但是全球的城乡接合部和那以外的东西才是不同的，只有那些地方才具备全球化之前的原始形态。我们并不是为了找贫穷和偏僻的地方来做这些事，而是为了有更多原创性，这远比单调的城市更复杂、更有趣。”
“北京城市发展迅速，过去是从四环到五环，现在是从五环到六环，也许在未来十年我们看得到七环。所以我们的工作可能很有意义，过了五年十年之后这里也变成了城市中心，至少现在留下了足够的资料。”发起人葛磊说。
艺术介入现实的社会意义
可是，这些城乡接合部的冲突矛盾不会因为个把艺术家来待十几天，对着厕所、垃圾、流浪狗拍拍照，和几个村民聊聊天就可以解决。那么艺术介入又有什么用？
“我一直感兴趣的其实是艺术与现实生活的丰富关系。这种调查行为既拓展了艺术边界，又是对人文学科的研究做了拓展。这个时代各学科杂交，很多成果都是这样得出的。而当代艺术也是这样，平时都是画画、雕塑，而现在社会调查行为本身成为一种艺术方式。”崔灿灿说，“当艺术家的感性思维放到严谨的田野考察系统的时候，会出现很好玩的东西。”
这个项目汇集了各种目的、身份、经历的参与者，相对于严谨的社会学调查而言，各个作品的实施和呈现显然缺乏专业学科训练。比如周艳峰在松兰堡村跟踪十个底层职业的人，观察他们典型的一天，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之间做的所有动作。他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困难，也无法保证卖水果的姑娘、馒头店的老板、小区看门大爷、快递小哥是该行业之中最有代表性的人。并且，有更多的情况是对象并不希望这个陌生人跟到自己家里去，于是数据记录上就有了很大的缺失。
“但这并不影响这个项目的象征性价值。我认为，有时候感性逻辑大于文本逻辑，因为后者会受到‘阉割’。如果不做精准切割，反而恰恰给人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策展人解释道，“如果说每一个调查都比较薄弱，那么只有当四十个调查作为一个整体的时候，群体性转向的象征意义才会浮现而出，它才能成为社会中不可被忽视的一部分。”
“五环到六环之间本身就是个多面体、混杂体，而这些艺术家的视角也是如此。我们无法用平面去看立面，只有用立面去对接立面，只有这样得出的才不是个单一的道理或结论，得出的是包括丰富信息与更多可能性。”他说，“社会学者不会调查流浪狗的帮派，也不会调查每家每户的厕所。这是他们不具备的，而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放大到最大。”
在展览开幕之前，项目的另一位发起人李一凡曾经在某次讨论中也试图回答“介入到底有没有价值”这个问题。首先，每一次艺术介入的作用都是微小的，但实践的人多起来就会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既体现在四十个人集群式表现各个乡村的不同碎片，笼统看去就会得出宏大的震撼现实；又体现在很多其他同类项目的开展，把受众眼光越来越多地带到被主流价值忽略的边缘夹缝之中。
其次，李一凡说：“西方社会经历几次阶段性改变，文艺复兴针对美学，宗教改革针对伦理，启蒙运动针对权力。今天的中国，如果最后一点还没有足够力量，那么我们能不能从美学和伦理上做出改变？”
从某种程度来看，这可能就是崔灿灿所谓“当代艺术的落地性本质”，可能也就是这些城村角落被挖掘展示出来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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